Estel's Heartland
Surrey, British Columbia （萨里，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加拿大）
萨里是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第二大城市，位于省会温哥华以南、靠近美加边境，属于温哥华都市区的“副中心”城市，一言以概之：BC省的No.2.
这座城市原本也是伴随温哥华城市范围扩大而逐渐发展起来的，一开始是作为分流无法承担温哥华高昂生活成本的人口、以及作为温哥华的“通勤睡城”，然而在这个过程中制造业、科技产业和健康产业蓬勃兴起，成为加拿大西海岸最重要的经济发展引擎之一，仅次于温哥华。
这个海岸的自然禀赋非常不错，让最早的欧洲殖民者联想起自己在英格兰的故乡萨里郡（Surrey County），因此一般要指明这是BC省的萨里，而非伦敦附近的萨里。
与温哥华这个有着大量华裔人口的城市不同，萨里有着整个北美最大的南亚裔人口，尤其是信奉锡克教的旁遮普人。然而与最近世界各地尘出不穷的对印度移民的口诛笔伐这个印象相悖，萨里居民的收入水平在BC省和加拿大全国平均水平之上，或许这也说明印度并非铁板一块，纷繁复杂的种族构成、高下悬殊的教育背景都使得这个国家及其海外族裔非常复杂，足以令他们自己头大了。
Kropyvnytskyi, Ukraine （克罗皮夫尼茨基，基洛夫格勒州，乌克兰）
这座位于乌克兰中部第聂伯河（Dniper River）流域的城市有着相当拗口的名字，因为这并不是一个具有指意的地名，而是一个人名：Marko Lukych Kropyvnytskyi，乌克兰民族戏剧的奠基者。
城市的历史并不长，始于沙俄女皇伊丽莎白（Empress Elizabeth of Russia）统治时期的1754年，在这片长期由乌克兰哥萨克人占据的土地上建立起一个从军事要塞扩展开来的城镇，因为这是来自女皇本人的指令，因此这个新城镇获名为Yelisavetgrad（伊丽莎白格勒）。
苏联时期，这座城市先后更名为Zinovievsk（季诺维耶夫斯克）和Kirovohrad（基洛夫格勒），分别以季诺维耶夫和基洛夫这两位布尔什维克领导人命名，其中以后者的知名度较高。乌克兰独立后，国内所有的共产主义时代的地名悉数废弃，原本当地居民大多倾向于恢复伊丽莎白格勒的原名，但乌克兰法律规定地名不得与14世纪以后的俄罗斯历史相关，因此最终选定了克罗皮夫尼茨基这位乌克兰民族文学的代表性人物。
（但同样因为乌克兰宪法，基洛夫格勒州这个名称保留下来了，具体缘由就不展开说了）
放在仍在残酷厮杀的俄乌战争背景下来看，这也算是求仁得仁了。
Torreón, Mexico （托雷翁，科阿韦拉州，墨西哥）
托雷翁是墨西哥在与美国的漫长边境上毗邻德克萨斯的科阿韦拉州（Coahuila）第二大城市，建城历史只有区区百年，但因为墨西哥国内两条重要铁路交汇于此而繁荣，更因邻近美国巨大市场，在自然环境恶劣的半沙漠地区发展起相对完整的产业体系，因此获得了“奋斗之城”（The City of Great Efforts）的绰号。
但以上这段介绍对我来说可谓是不值一提，不提的原因不是轻视，而是在这里曾经发生过非常残忍的针对华人的屠杀，甚至是拉美历史上最惨痛的排华惨案：萊苑慘案（Matanza de chinos de Torreón）。
因为托雷翁铁路枢纽的区位和附近拥有灌溉水源，19世纪末大量移民墨西哥的华侨（其中绝大多数来自江门台山）开始向托雷翁地区聚集，从一开始的棉花种植逐渐扩展到小商品零售、小手工业等工商业领域，事实上在当地形成了垄断地位，积累起巨大的财富。这背后有以康有为为代表的保皇派的影子，将托雷翁“垦殖”视为解决珠三角地区巨大人口压力的一种可行模式。这也埋下了当地人仇视中国人情绪的种子。
惨案发生的1911年恰逢墨西哥革命的最后高潮与辛亥革命的肇始，这些远离故国万里之外的华侨不幸成为了激荡的沧海横流中最无助的牺牲品。5月上旬，当时还是叛军的马德罗派军队（the Maderistas）开始围攻由政府军占据的托雷翁，城破之日（5月13日）在当地暴徒的煽动下，叛军与暴民开始有针对性地无差别屠杀华侨，洗劫浮财以及破坏其产业，当地原有的约500名华侨有一半人不幸罹难。
席卷墨西哥全国的对于华人的普遍仇视与无力保护侨民的清国是惨案发生的难以避免的必然，而那些煽动屠杀的当地民粹主义暴民则是人类恶的具现。那些一次次重复的、来自万里之遥的悲鸣，大概就是我初到这南粤之地且与五邑华侨有莫大渊源的学校时深切感受到的悲天悯人之情吧，我是说在图书馆落地窗边，望着外面阴沉的天幕和无声的细雨，阅读华侨史时的沉痛。
但稍感欣慰的是，幸存的华侨大多是被当地人拼死保护下的，这些勇敢的保护者里不乏柔弱的妇孺。事实上煽动者大多来自托雷翁附近的市镇，但施暴者也有很多当地人，只能说道德与良知的责任最终是落到每个个体身上，托雷翁作为城镇本身只是成为了事件的背景，这让我并不怨恨这座城市了。
惨案发生后，病入膏肓的清国罕见震怒，不仅聘请美国律师开展事件调查，并要求已经成为墨西哥总统的马德罗（Francisco I. Madero）向每位罹难的华侨赔偿损失，并做出正式道歉。在交涉期间，清廷甚至计划将正在美洲访问的海圻号巡洋舰开往墨西哥施压。但随着马德罗被刺杀，以及当年末辛亥革命爆发，托雷翁的死难者终究没能得到墨西哥政府的赔偿，而公正则是整整迟到了110年，直到2017年墨西哥时任总统才正式就托雷翁惨案向死难者道歉。
然而，这真的算得上是公正吗？起码直至今日，有组织打砸洗劫华商资产、海关无理抄没中国货柜这类事件仍层出不穷，虽不会再有屠杀之事，但性质并无实质变化。
说到那艘“穹甲快船”海圻号，是清廷在甲午战败后重建海军的基石之一，当时正在访问美洲，但在海外期间已经宣布起义并易帜，有着光荣的革命历史。最终在抗战中与民国海军的其他军舰一起自沉于江阴要塞外的江面，以一种无力无能无奈的悲壮见证了国殇，可悲可叹。
Vitacura, Chile （维塔库拉，圣地亚哥首都大区，智利）
维塔库拉位于圣地亚哥东北部，毗邻一等一繁华的拉斯孔德斯（Las Condes），二者都是智利、乃至于整个拉丁美洲最富裕的市区，而维塔库拉的人均收入水平长期居于全国第一。
虽然这里也有聚集了众多的奢侈品牌的购物区，但维塔库拉更以最高水平的医疗服务闻名，当然主要是私立机构。
对于“真正的”资本主义社会，说实话我是缺乏直观认识的，何况是拉美这样不那么典型的、更直白的资本主义，很难想象各个阶层的人们过着怎样的生活、有着怎样的憧憬、怀着怎样的愤怒和哀伤。
然而，谁又不是困在自己的生活里呢？
Beersheba, Israel （贝尔谢巴，南部区，以色列）
贝尔谢巴是以色列在人口集中的地中海沿岸城市带和耶路撒冷区域之外最大的城市，其特别在于她地处以色列南部广袤而荒凉的内格夫沙漠（Negev Desert）地区，乃是一座绿洲都市。
贝尔谢巴的历史极其悠久，在《圣经》里被九次明确提及：“从但到别示巴”（From Dan to Beersheba）即是说从北方的Dan到南方沙漠的Beersheba（贝尔谢巴），皆是（上帝赐予）以色列人的土地。传说亚伯拉罕（Abraham）和以撒（Issac）都在这个有丰富水资源的山谷开凿井眼，并与附近其他民族的领袖缔结盟誓，因此犹太民族对贝尔谢巴有着深切的情感寄托。这也是以色列建国后的第一次阿以战争中以色列军队坚决地占领这里的原因，虽然巴以分治方案是将贝尔谢巴划归了巴勒斯坦。
以色列非常看重贝尔谢巴的战略位置，因为她位于联系国内各大城市的几条主干道的交汇处，四通八达绝不为过。当原来的阿拉伯居民大部分被驱逐后，贝尔谢巴成为国外回归的犹太移民的重要安置地点，早期主要是因为以色列建国而逃离附近阿拉伯国家的中东犹太人，90年代后又迎来了苏联解体后大量的俄语国家移民，这次移民浪潮将国际象棋这项智力运动带到了这里，并得到了大力发扬，今天的贝尔谢巴是以色列的国际象棋之都，贡献了非常多的大师级棋手。
也因为这批前苏联的新移民，贝尔谢巴在近年来发展成为以色列重要的高新技术基地，尤以信息安全产业最为引人瞩目。
贝尔谢巴还被誉为“环岛之都”（Roundabout Capital of Israel），据统计市内有超过250个环岛，各具特色，花样百出。更让人感兴趣的是，这座位于沙漠中的城市计划将自身打造成缺水的以色列的“水城”，敦煌默默点了个赞。
我最早听说贝尔谢巴应该是大约20年前互联网方兴未艾时主要用各大门户网站的新闻频道获取资讯的时期，在自己感兴趣的国际足球新闻里知道了以色列有一支叫做贝尔谢巴工人（Hapoel Be’er Sheva）的球队，当时在想，工人阶级的球队，真亲切啊。
Iida, Japan （饭田市，长野县，日本）
饭田是日本中部长野县最南边的城市，山清水秀，位列日本环境模范城市（environmental model city）之列，距离东海道第一都会名古屋比首府长野市更近，在历史上属于信浓国，是发迹于名古屋的织田信长崛起之路上与周围各家势力、尤其东北方向武田与上杉激烈争夺的地区。
这片土地自古物产丰富，今天也是长野县作为日本重要的农业基地的支柱之一，尤其以苹果等水果的种植，以至于将苹果作为城市的标志，每年也会举行苹果祭典。除此之外，饭田还保存了许多与传统文化相关的节庆活动，特别是木偶戏和太鼓，在日本国内相当有名。
饭田目前大约有10万住民，在内陆山区的长野县也算是人口相对稠密的地区了，但近年来人口下降和老龄化的趋势很明显，后现代地方城镇的萧索寂寥可谓如影随形。
Paraíso, Mexico （帕莱索，塔巴斯科州，墨西哥）
帕莱索是墨西哥塔巴斯科州面积最小的市，位于墨西哥湾畔的沙地和潟湖之间，是墨西哥国内相当有名的牡蛎产地。
塔巴斯科其实距离玛雅文化核心所在的尤卡坦半岛并不远，因此本地的历史文化介于玛雅与西班牙殖民地之间，既有天主教色彩，也有浓厚的原住民底蕴。
帕莱索是个很小的城市，城镇中心是围绕着最早的天主教教堂兴建的广场，扩散开去也大多是低矮的民居。虽然加勒比海沿岸的海滩有一些旅游度假的配套设施，但旅游业只能用不咸不淡来形容，对城市的发展增益不大。
但附近的Dos Bocas港口却是墨西哥大西洋沿岸最重要的港口之一，主要是为墨西哥湾的油气资源开采提供配套服务，逐渐也发展起其他商品的进出口业务，然而港口的兴盛似乎并未拉动帕莱索经济的发展。反而油气开采对帕莱索传统的渔业生产造成了较大的负面影响，本地居民对此怨声载道。
萧瑟，破败，沙地上的风。
Warsaw, Poland （华沙，波兰）
如果没去到过华沙，脑海中浮现的大概是这样的景象：一度被纳粹完全毁灭、又在战后几乎原样恢复的，作为世界文化遗产的华沙老城。
幼时读过许多关于这座城市的故事，和哥本哈根一样，华沙也是一座“美人鱼之城”，据说她们是海神特里同（Triton）的女儿，但不同于安徒生笔下海的女儿的人鱼之泪，华沙的美人鱼却与维斯杜瓦河（Vistula）边的年轻渔夫相恋，并留下来成为了这座城镇的守护者。或许正因为这种不屈的民族性格，华沙取代了古都克拉科夫（Kraków）成为了波兰的象征和代名词，也是伟大的肖邦将心脏封存于此的故乡。
然而，历史的厚重与浪漫仅仅是华沙整体面貌的一部分，今天的华沙是欧陆最具现代色彩的都市，拥有数量最多的CBD摩天大楼，欧盟第一高楼Varso Tower（华沙塔）便坐落于此。因其位于沟通欧洲四境的极佳区位，以及波兰作为中东欧最大经济体，华沙不仅仅是波兰的经济中心，更是中东欧地区这些“较新”的欧盟国家的经济中心，重要地位不逊色于近代欧陆强国波兰-立陶宛联邦（Polish–Lithuanian Commonwealth）最鼎盛时代王都的风采。
我一直觉得，中国人和波兰人有着相似的历史记忆（列强瓜分、民族复兴、苏俄阴影），应该会有很多可以共情的话题。但事实上，两国及其民众相互间其实是“不怎么感兴趣”的，虽然政冷经热在西方各国算是普遍现象，但情感上的疏离和防范/不以为意还是令人遗憾，尤其华沙与台北而不是北京结为姐妹城市，已经可以传递很多信息了。
属实遗憾。
Nagahama, Japan （长滨，滋贺县，日本）
在日本战国史上，长滨城还挺有名的，因为这是丰臣秀吉还在枭雄织田信长麾下攻略关西地方时受封赏在浩淼的琵琶湖（Lake Biwa）北岸扩建的居城，也是见证了这个来自尾张（名古屋附近）乡下的贫贱小子鱼跃龙门的传奇经历的重要背景。
今天的滋贺县完全环绕着琵琶湖，可谓“湖国”，水域面积与陆地面积相差不多、甚至还更大一些，一时也想不出还有第二个类似的地方，很有意思。
长滨市只有10万出头的人口，然而却有滋贺县第二大的土地面积，依托丰饶的琵琶湖，当地经济以农业和小规模的轻工业为主，旅游资源非常丰富。
最后说句题外话，当今日本最有名的“长滨”恐怕不是这座小城，而是一位叫做長濱ねる的前偶像组合成员，的确挺可爱的：
Haifa, Israel （海法，海法区，以色列）
海法是以色列第三大城市，位于特拉维夫以北90公里的地中海之滨，巨大雄伟的卡梅尔山（Mount Carmel）将整座城市揽入怀中，随着城市的发展，从滨海的港口区到山顶的富人区，海法大致被分成了三层，沿着大山的北坡铺陈开来，可谓气势不凡。
与迦南之地的很多城镇一样，海法的历史非常悠久，至少可以追溯到犹太教创立的初期。在伊斯兰兴起之前，海法作为地中海东岸的一座商贸港市以制作紫色染料闻名，这种用某种海生蜗牛壳为原料制成的染料是染制罗马贵族身披的紫色长袍所不可或缺的紧俏商品。而在早期的哈里发（伍麦叶&阿拔斯）时代，海法依旧保持着商贸的繁荣；但随着十字军的到来，这座古城大部被摧毁，只剩下海岸边一座设防严密的要塞，随后的几百年里几乎被世人遗忘。
直到19世纪的奥斯曼帝国统治末期，一批来自德国的弥赛亚派犹太人（German messianics）获得许可在这里新建殖民地，成为了海法城市发展的转折点。一战后巴勒斯坦处于英国的委任统治之下，英国人将海法规划成为中东原油提炼和启运的中心节点，随着这个规划的实施，铁路、港口等基础设施陆续开通或修整，与之配套的各项工业企业也迅速发展起来，打下了海法作为以色列重工业中心的基础。
1948年以色列建国后，海法成为了这个新生之国接收世界各地“回归”的犹太人民的“大门”（gateway），一如19、20世纪移民新世界的欧洲移民等待从纽约布鲁克林入境一样。
看上去海法好像和其他的以色列城市没什么区别？不是的，海法其实在以色列这个国情之下是很特殊了，因为她自从犹太移民到来起，始终保持着规模不小的阿拉伯社区，即使是多次残酷血腥的阿以战争也没有彻底改变这个事实，因此海法时常被以色列政府用以彰显“两族共存”的典范。实际上，作为少数族裔的阿拉伯人（他们都是以色列国民，而且其中半数其实是基督徒）与占据绝对优势的犹太人之间存在着不可忽视的紧张与敌对关系。
虽然海法位于以色列北部，距离加沙地带和约旦河西岸地区都比较远， 甚至还有相当规模的阿拉伯人口，仍然是伊斯兰极端主义发动恐怖袭击的重要目标。
（上个周末发生在地球另一边悉尼的恶性枪击事件其实可以放在同样的语境进行叙述，实在是让人看不到希望的未来。）
另外一个有意思的事是，海法的人口中大约25%是苏联解体后移民而来的俄语国家犹太人，这使得俄语几乎成为了当地一种事实上的通用语，也解释了我的许多以色列顾客使用俄语而非希伯来语的疑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