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败主义与我的愤恨悲伤

在人类进入”新冠纪元”(COVID Age)的第三年的夏末初秋,我终于倒向了失败主义的那一边。不,可能潜意识里还要更早一些,初夏时已经和友人在交流后得出了相似的结论:下半年的大会开完后,防疫很有可能会有重大的变化。我们虽然暂无生存之虞,然而山雨欲来的沉郁窒息仍然令人惊惶,但最怕的还是每况愈下的局面。

都已经第三年了啊,依然不断发生千万人口级别的特大城市封城、断粮进而百业萧条的事件。先不说各地在实际操作层面存在的问题,压倒自己的最后一根稻草其实是大半年来一直执行最严格“动态清零”政策的深圳今年也两度全城沦陷,都已经竭尽了全力,还是防不胜防,那是否应该从科学角度重新思考下一步该怎么办了呢?

 

这半年我的生活状态应该是进入社会以来最特殊的(处于两段职业生涯之间的间歇期),且因命运的幸运,暂不需要为生存发愁,但是仍然会不时产生难以抑制的愤恨与忧伤。

越来越觉得这旷日持久的疫情已经使社会的活力逐渐枯竭,我当然也可以诉苦、愤恨本应早已产生的投资收益久久难以落实。而还能发出悲苦声音的甚至还不是最底层的人们,还有更多的人们在苦难里卑微如尘埃。归根结底,还是分配环节长久积累的问题吧,尤其是在当前难以“将蛋糕先做大”的局面里。

沧海横流、泥沙俱下时,社会的不公正更加触目惊心。我一向自诩以“君王般”的自尊自傲去对抗自己身边的不公正,守住做人做事的底线,大概是自己刚好有点任性妄为的资本吧,但在时代的洪流面前这又算得了什么呢?

无论如何,还是要堂堂正正去面对,怀着朴素的希望,去面对无论是怎样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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